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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山智丽这个名字对于体育迷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这个曾经叫何智丽的
女人曾是中国国家女子乒乓球队的一员，并于１９８７年获得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的女子单打冠军。后来远嫁日本，加入日本国籍，改名为小山智丽（据说已离婚，
不知道现在叫什么智丽了。）并代表日本参加国际比赛。

　　而尤其让国人印象深刻的是，每当她和中国选手比赛时，只要每赢一个球，
便会撰着拳头，大喊一声“哟西”，脸上表情发狠，象是出了口恶气。而和其他
国家选手比赛是却全无如此激动。于是，汉奸、卖国贼的骂声铺天盖地而来！

　　先前我也和大家一样痛恨小山智丽。认为她背叛祖国，可恶可恨！可现在再
想起来，却觉得全不是这么回事。

　　在国人痛骂小山智丽时，都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时的小山智丽已经不
是中国人，她已经加入日本国籍，至少在政治身份上和中国已没有任何关系。效
忠日本，为日本而出赛是她的义务，是理所当然。

　　记得二战时，美军害怕军队中日本裔士兵阵前倒戈，帮组日本军队打自己，
就不让日本裔士兵在前线服役。但是日本裔士兵却强烈要求加入战场，以表现对
美国的忠诚。他们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虽然赢了中国球员，小山智丽的兴奋过于嚣张，确实有些对不起曾经把她培
养为世界冠军的国家、民族，伤害了国人的感情。但我们却没有过多的理由指责
她。而用汉奸、卖国贼这种专骂中国人的词汇来骂一个外国人，显然是不合适的。

　　而小山智丽为什么和曾经是她的祖国比赛时会如此地兴奋，相信老资格的体
育迷是清楚的。

　　中国乒乓球队历来有让球的传统。参加世界大赛之前，夺取金牌的球员是谁
就已内定好，别的球员必须为内定好的球员让路。也就是说，凡中国球员之间的
比赛，必须让那个内定者赢，即便是对方实力在她（他）之上。

　　而作为１９８７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不是内定夺取金牌球员的何智丽，却是
个有个性、有头脑的人。她拒绝让球，硬是凭自己的实力夺取了女子单打金牌。
为自己争得了应有的荣誉。

　　但是后果可想而知。她给开除出国家队，并取消了参加１９８８年汉城奥运
会的资格（中国乒乓球队的惯例是由头年的世界锦标赛冠军为主力队员参加奥运
会）。由陈静代替她的主力资格，并获得了奥运会金牌。

　　可能有人会说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这个时候说？而这段话恰恰是用来引出这
篇文章的第二个论点，那就是：

　　如果国家背叛了你，你还会爱国吗？

　　相信大家都认可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你要他（她）爱你，那么你必须爱他
（她）。如果你背叛你他（她），那么你就没有资格要求他（她）爱你。如果这
个对象换成国家，这个交换式还能成立吗？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付出的前提都是为了
得到。我们爱自己的家人、朋友，是因为家人、朋友给了我们爱。爱国家则是因
为国家给了我们僻护、尊严，让我们有了族群感、安全感。

　　可是如果国家剥夺了你的尊严、损害了你的利益，甚至任意把你关押、杀害，
你还会爱这个国家吗？

　　我的回答是：可以不爱！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
利益。为了国家、民族地发展，不应斤斤计较个人得失。

　　诚然！在国家、民族处于困难、甚至危难时，牺牲个人利益，帮组、拯救国
家是义不容辞的。就象前几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献自家金银美圆等
硬通货，帮组国家尽快恢复经济。这种做法是很让我敬佩的！

　　可问题是，统治者往往会以国家、民族的名义，任意损害个人的利益，而实
质却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私利。如果个人提出疑义、反抗时，统治者就会用手中
掌握的国家机器进行打压，甚至剥夺其自由、生命。

　　国家是由无数的个人组成，国家利益也是由个人利益所组成。个人利益的损
害最终是国家利益的损害。

　　今天别的人利益受到了损害，你如果事不关己、冷眼旁观，那么明天受害的
可能就是你。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受害，最终导致国家陷入混乱、衰败！

　　正如一条大河地污染是由一滴滴的水变脏开始的，人的身体出现疾病也是由
单个的细胞病变开始的。

　　这样的教训数千年来不可胜数！

　　也许有人会说统治者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并不能代表国家。

　　对于这种说法我嗤之以鼻！

　　国家本身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它是由人群、疆土、法律、国家机器等有形
的概念组成。当这些东西由一小部分人掌握，个人必然会处于弱势地位，也就必
然会出现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实质上是统治者的利益）的现象。如果这种
现象得不到控制，任其蔓延，令统治者的权力无限大时，统治者就可以任意损害
个人利益。这时统治者实质上就代表了国家，统治者的意志就代表了国家意志。
也就是说，国家背叛了个人。

　　这时，如果个人也不再爱国家，从逻辑上讲就无可指责了。

　　虽然个人内心仍会深深爱着那个形而上的祖国。

    我们的媒体，是“社会公器”么？不是的。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社会公器论”，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口号，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言论钳制的抗争中，曾经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即使是在那个历史阶段，“公器论”也只是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谋求发言权。随着资产阶级的掌握政权，“公器论”就以其强烈的阶级性，成为以大财团为背景的统治阶级在形形色色伪装下的“一言堂”的代名词。就以美国为例，且不说麦卡锡时代打着“反共”旗号对于进步言论的残酷压制，便是去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不是对战争信息的发布和传播，进行了完全“一面倒”的严厉的控制吗？不是就有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和编辑，因为披露了不利于当局的消息、发布了不利于当局的言论而被迫卷铺盖走人吗？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新闻自由”和不受干预的“社会公器”？事实上，西方的“社会公器论”只是一个虚伪的口号，可以这样说，即使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也没有一张报纸，背后不站着大大小小的财团；没有一家媒体，可以不看“老板”的脸色。他们可以在一些无关大局的领域，给媒体一点“公正性”，但在重大问题上，是决不允许媒体独立于外。几百年来的西方新闻史、媒体史，充分说明了所谓的“社会公器”，一天也没有存在过。
　　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科学界定，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因此，党性是媒体的生命线；强烈的党性要求我们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心声天然结合起来。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本质是执政为民，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一党一己的私利；同样，人民的心声须要通过党和国家的意志才能变为美好的现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只有通过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心声的一致性，决定了我们的媒体只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才能正确反映人民心声、表达人民利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将“党管媒体”写入党的历史性文献，作为党提高执政能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揭示了社会主义媒体生存发展的规律。总之，我们的媒体，是党领导下的喉舌，绝不是什么“社会公器”。
　　和“公器论”相联系，是某种对于言论监督的片面误解。言论监督不但要坚持，而且要加强。然而言论监督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的一种民主形式，绝不是媒体“独立”的包打天下。进行言论监督，要讲党性，一是出发点要正确，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满腔热情地有利于改进工作；二是要依靠党和政府的力量，切实做到批评有回音、监督有效果、整改有下文，最终起到既解决问题、又振奋人心的效果；三是既要客观、真实，又要全面，要反映我们党、政府和社会的健康主流，避免造成“一团漆黑”的误导。总之，舆论监督也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受“公器论”的迷惑。
　　意识形态是“兵家必争之地”。意识形态领域出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政权丧失。新闻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比哲学、道德、宗教等更直接更广泛影响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新闻战线处于意识形态前沿，是意识形态领域特殊重要的工作。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强调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新闻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决不受类似“公器论”那样的口号的迷惑。

        中共中央宣传部门最近加强控制知识界及新闻舆论，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反对「新自由主义」，并警惕「媒体是社会公器」的提法；点名批评经济学家茅于轼、作家余杰、已故经济学教授杨小凯等。当局重提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的罪魁祸首是公开化和自由化，要引以为鉴。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知识界常常是首当其冲。尽管今年中国大陆正值暖冬，但知识界及媒体舆论却面对一场意外寒冷的冬天。
        这股凛冽的寒流，针对当前中国知识界及媒体的「公共知识分子」提法，警惕社会上的[新自由主义」崛起，并批判近年知识界强调「媒体是社会公器」的说法。以胡锦涛、温家宝为首的中南海新一代领导人的亲民形象，推进宪政发展，令外界期待中国大陆未来更为开放。但最新的发展，却引起知识界的高度忧虑。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目前的宣传工作，九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作了一次书面汇报，中南海高层对这一份汇报作了批示，肯定了中宣部提出的对新闻宣传要「把好关、把好度」的做法。十一月十一日，中宣部以此作为第二十九号文件，下发各省市新闻出版领导部门，十一月下旬，各地新闻出版单位开始逐级传达。当局指出，目前新闻出版工作「由于缺乏把关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宣扬了西方的错误观点，做了西方新闻媒体在政治上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问题不少，险情不断」，有的鼓吹西方政治制度，有的鼓吹西方司法制度，有的鼓吹民间维权，有的鼓吹新闻出版自由，有的扩大历史阴暗面，有的将刑事案件政治化。
        中宣部下达的文件，强调「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把争夺舆论阵地当作主要目标，不惜采取各种办法和手段打进来，企图推销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搞乱人们的思想，以达到『西化』、『分化』的图谋。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把好关，把好度』，要『守土有责』。」
        文件传达时点了一批知名学者的名，认为他们经常或撰文或演讲批评时政，极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宣扬西方错误观点的典型，其中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北京自由作家余杰、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小凯（已故）等；点了近期发生的「炮轰中宣部」事件，北京大学「一塌糊涂」网站被关事件；点了《战略与管理》、《炎黄春秋》、《图书周报》、《同舟共进》等一大批报刊的问题；点了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在北京举办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的颁奖典礼，该奖颁发给了章诒和（作品《往事并不如烟》，港版名为《最后的贵族》）；还强调传媒关于国企改革的报道，不要探讨深层次问题。

胡锦涛指戈氏是罪魁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宣传工作作出批示，他认为，「一段时期来，境外敌对势力和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他还指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其逐渐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恶果。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
        中共中央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尽快成立「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课题组成立后，推出《新自由主义评析》研究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并开动舆论机器，要求各省市高层官员必读此书，发出反击「新自由主义」的信号，并举行多次研讨会，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其根本目标是肢解民族国家，为垄断资本提供更多的空间。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

刘云山重提党的喉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十一月九日至十三日在河南省考察宣传思想工作。他在河南省多个场合讲话，指出，意识形态是「兵家必争之地」，意识形态领域出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政权丧失。新闻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比哲学、道德、宗教等更直接更广泛影响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新闻战线处于意识形态前沿，是意识形态领域特殊重要的工作。他说，「我们的媒体，是『社会公器』么？不是的。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根据刘云山的讲话精神，中共上海市委主要喉舌《解放日报》，在十一月十二日「解放论坛」发表署名吉方平（解放日报评论部）的《一个迷惑人心的口号──回应「媒体公器论」》，此文引起传媒界极大反响，不少传媒工作者说这是一篇「奇文」。文章说，和「公器论」相联系，是某种对于言论监督的片面误解，既要客观、真实，又要全面，要反映我们党、政府和社会的健康主流，避免造成「一团漆黑」的误导。总之，舆论监督也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受「公器论」的迷惑。
        文章说，「社会公器论」，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口号，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言论钳制的抗争中，曾经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即使是在那个历史阶段，「公器论」也只是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谋求发言权。随着资产阶级的掌握政权，「公器论」就以其强烈的阶级性，成为以大财团为背景的统治阶级在形形色色伪装下的「一言堂」的代名词。
        文章以美国为例，「且不说麦卡锡时代打着『反共』旗号对于进步言论的残酷压制，便是去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不是对战争信息的发布和传播，进行了完全『一面倒』的严厉的控制吗？不是就有美国着名的新闻记者和编辑，因为披露了不利于当局的消息、发布了不利于当局的言论而被迫卷铺盖走人吗？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新闻自由』和不受干预的『社会公器』？」「即使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也没有一张报纸，背后不站着大大小小的财团；没有一家媒体，可以不看『老板』的脸色。他们可以在一些无关大局的领域，给媒体一点『公正性』，但在重大问题上，决不允许媒体独立于外。几百年来的西方新闻史、媒体史，充分说明了所谓的『社会公器』，一天也没有存在过」。
         三天后的十一月十五日，《解放日报》同样在「解放论坛」，发表署名吉方平的《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文章针对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方人物周刊》，今年九月八日一期评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随后，一些民间人士也纷纷开列「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另外五十人名单，包括丁子霖、******、刘晓波、廖亦武、王力雄、余杰、萧雪慧、杜导斌、郑义、王丹等。《解放日报》的文章在传媒界和知识界激起更大反响。有知识分子说，此文令人感到一股寒气逼来。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天读到此文后给中共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写信，赞扬上海在宣传工作上旗帜鲜明，写了一篇好文章。据悉，上海方面对于受到政治局常委「高度赞扬」，也感到兴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此文。
        《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说：「一个舶来的名词──『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被接了过来，成为炒作一时的衔头。先是出现在一些出版物，进而挂在网上、见于某些报刊。因为英国的一家《前景》杂志，评出了他们的一百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的杂志，也来效颦，推出中国的『五十名公共知识分子』」。

批评知识分子作秀

        文章说，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按照一种漂亮的说法，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在实质上，「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舶来者和抛出者，主张公共知识分子就应该是独立性、批判性，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的飘浮群体，是「独立」的意见领袖。「公共」的本质在于「独立」，而这种「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
       文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舶来者和抛出者，把「公共知识分子」描绘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同时又把社会说成是「万马齐喑」，人民群众只是「普遍失语的沉默羔羊」，唯有他们才是「众醉独醒」，试图由几个「公共知识分子」掌握「话语霸权」，造成新的「一言堂」、「一锤定音」。他们主张知识分子完全脱离自己的专业和所长，就广泛的「公共事务」发表「发聩振聋的意见」，「公共知识分子」变为「万能知识分子」，在自己完全不熟悉不知道的领域横冲直撞；另一些人则不屑于做学问，成为电视明星、媒体人物，「公共知识分子」又变成了「作秀知识分子」，成为与影星、歌星、体育明星比肩的时髦人物。

吉炳轩称新闻要把关

       不能让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控制话语权，要牢牢掌握媒体控制权，已是当局新的部署。发出这一强烈信号的，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吉炳轩最近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他说：把好关、把好度是新闻宣传中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事情，也是最难的事情。要在政治上把好关、把好度；要在政策上把好关、把好度；要在导向上把好关、把好度；要在热点引导上把好关、把好度。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导向意识，确保导向正确，引导有力。决不能在导向上出现偏差，决不能给人以误导、偏导和错导。
        吉炳轩说，对待热点要政治坚定，头脑清醒，正确分析，妥善引导。该热的要热，该稳的要稳，该冷的要冷下来，不该热的坚决不能热起来。突发事件、重大事故、重大案件报道要稳，按照要求进行报道，不能任意炒作和渲染。要认清责任，摆正位置，不能包打官司当法官，不能当信访办公室主任，以个人感情和好恶判断是非。不要四面出击，拳打脚踢，逮住什么就报什么，不看影响，不计后果，更不能影响稳定，诱发情绪，激化矛盾。社会发展本身充满着各种矛盾，问题什么时候都有，困难和矛盾无处不在。全国二千八百多个县，每个县平均出一个问题，就是二千八百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怎么看、怎么报，是需要正确对待的。
        吉认为，有的新闻事件敏感性很强，须要稳妥引导，只需要个别媒体和指定的媒体报道，其他媒体就不能因为新闻性强、是社会舆论的热点，就盲目炒作。多报什么少报什么，先报什么后报什么，把握好这个问题，对把好关、把好度是很重要的，该报的必须及时报好，不该报的坚决不能报。需要多报的就多报，需要少报的就少报。哪些要多报，哪些要少报；哪些要先报，哪些要晚报。对那些容易诱发情绪，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以及一时不明确、拿不准的问题就要少报，甚至不报。
        吉炳轩说，要处理好热与冷、急与缓的关系。哪些问题要热，哪些问题要冷，哪些报道要急，哪些报道要缓，这是在新闻报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该热的不热，形不成氛围；该冷的不冷，容易带来负面效应；该急的不急，错过了新闻时效，影响大局；该缓的不缓，抢了出去，不仅会造成不良影响，而且会酿成大错。总的要求就是要懂规矩，听招呼，守纪律，遇事不要盲动。该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该报告的事项要及时报告。

严控互联网主导舆论

         当局官方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执政党高层在多个场合强调舆论的控制权问题，并意图将互联网纳入严密控制的对象，一股反「新自由主义」思潮正逐渐形成。有学者认为，当局的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有迹可寻：中共十六大召开后，总书记胡锦涛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向党内重提「两个务必」，树「新三民主义」旗帜；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学者纷纷以民间独立研究者的姿态出现，强调关注工农阶级的地位；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成吉思汗》被暂停播映，插播《红旗谱》，以《张思德》为代表的电视电影文艺题材纷纷出场；执政党高层近期一再强调：要大力加强大学生和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学术领域中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正在受到打压。这一切意图体现执政党的思想回归，从历史寻找执政合法性；角色回归，代表中国主体阶级利益的政党；目标回归，统一全民意志，体恤民情民生。它试图向世界表明：中共的执政地位是历史选择的，有阶级基础，代表民众利益的。
        北京当局在大力批判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大力批判所谓「新自由主义」。二零零四年六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举行《新自由主义评析》出版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等有关专家学者四十余人参加。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兼科研局局长黄浩涛主持。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社长李其庆发言时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它将导致「新帝国主义」，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会议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决不是走新自由主义理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蔓延。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开始肆虐开来，张五常、曹思源极力推销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私有产权理论，大肆鼓吹私有化，误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企图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受到了美英之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在拉美国家和俄罗斯遭到严重失败，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惨痛的灾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高度警惕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华盛顿共识」设下的世界「一体化」陷阱，回击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他强调，现在中共中央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危害认识清醒，明确要进行批判和抵制。
        原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认为，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很多人不提社会主义，只提市场经济，这样容易导致走到新自由主义导向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恶浪，就是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明证。前不久的黑龙江「宝马案」在网络上热炒，反映着一种真实的社会情绪。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警示，如果走新自由主义道路，连基本的社会稳定都无法维护，更不要再谈什么发展了。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它的核心是经济上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政治上「西化」，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思想武器，是「和平演变」。

重提反和平演变

        北京《光明日报》是这场反「新自由主义」攻势的前哨阵地。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日，《光明日报》刊发长文《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何秉孟编审，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其庆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吴树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易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代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原所长苏振兴研究员，中国俄罗斯东欧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田春生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杨斌副研究员，他们再次集中对新自由主义作出描述性批判总结。

指有人攻击马列主义

        十一月十八日，中国社科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发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我们应取的科学态度》的报告，署名何秉孟、戎殿新、刘迎秋、李千、江时学、裴小革、阎小兵、顾俊礼、苏振兴、田春生等。报告说：新自由主义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适应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逐步成为美英两国的主流经济学；以「华盛顿共识」的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由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文章认为，近年来，海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及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内外呼应，利用某些论坛，借介绍新自由主义之机，狂热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全盘西化。如疯狂叫嚣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的张五常，就是通过在某些大学乃至国家机关的讲坛大放厥词的。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发表了《金融崩溃，政府垮台，社会动乱──阿根廷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四大政策的四个沉痛教训》，北大教授董正华发表《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的教训──中国应以此为监！》，以及《卡斯楚批驳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改革失败的教训》。
        一股反「新自由主义」大潮正在席卷。人们不能不忧心：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旦从实用主义指导下的锐意改革，走向相对保守的偏左路线，就可能导致中国的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一系列潜伏的社会矛盾将在经济停滞时爆发，并迅速引起中国社会的权力解构。■

     文革至少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国进入了二十一世纪，面临着众多的新问题和新机遇，但是文革这个话题却依然没有被人们淡忘。一些人在用新的观点阐述文革，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必然因素；另一些人则是坚决反对文革，其中一些极端的人甚至将文革与纳粹联系起来，将一切污水都泼到了文革和毛的身上，其中包括很多不实之词。这些人已经不是在“批判文革”了，而是在“妖魔化文革”。

一，妖魔化文革的悖论——身边的赫鲁晓夫

      发动文革的一个原因，就是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人物。赫鲁晓夫这个在斯大林生前“紧跟”、“崇拜”的人，在斯大林死后，突然抛了出所谓的“政治报告”，将斯大林全盘否定。刘在文革中被打倒，就是被毛认定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曾是党认定的毛的接班人。早在1961年，毛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就明确对外宣布了。某些人认为文革没有发动的必要，借口就是：刘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不会背叛毛，一切全是毛的多疑。但是，那些拼命对文革和毛进行妖魔化的人，却充分证明了自己是比赫鲁晓夫还卑鄙的小人，毛的判断并不是没有根据。这就是妖魔化文革的悖论所在。【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二，反思文革的原因——私有化方案的破产

      有人认为反思文革只是因为下岗工人本身失去工作，和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丑恶现象的不满；认为这些人的诉求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工人仅仅是为了找到工作，文人只是叶公好龙。那么我可以告诉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他们从根本上错了！

       工人要找工作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文人可以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随便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怪龙去好，以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为什么偏偏会选择文革这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呢？为什么不选择解放前去反思，为什么不选择三民主义或其它什么思想去反思呢？今天的经济现实必然与文革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才有可能联系起来。这个联系就是——私有化方案的破产。

     发动文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反对刘少奇的单干风。刘在文革前反对人民公社，鼓吹单干，被认为是懂经济的证据。后来，联产承包的实践，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也成了这种理论的依据。难道真的是这样吗？看看今天农民重新走向贫困，看看农村承包的经验推广到工厂后，今天企业不景气、工人下岗的结果。我们能说私有化方案成功了吗？

       难道人民公社和公有制真的就行不通，就是不懂经济的表现吗？人民公社不成功的根本问题到底在那里？毛认为是公有制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具体的执行者，问题出在公社的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欺上瞒下；而刘认为，公有制是冒进，只能进行私有化。到底他们两个人谁对呢？今天终于有了结果。农村联产承包的结果，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效果，但是很快就被农村的基层官僚掠夺了。乱摊派、乱收费，加上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挥霍，农民再次沦落到了贫困的边缘。在城市的国有企业中也一样，改革初期承包制、股份制的成果，很快就被企业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掠夺了。任人唯亲，贪污腐败，侵吞国有资产，很快就把大批国有企业搞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这一切能说明私有化方案成功吗？这一切恰恰证明了毛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官僚主义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化，不解决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问题，就什么事情也办不好。

         如何解决基层的官僚主义问题呢？毛的初衷也并非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按照正常的自上而下的程序，搞了一个四清运动。刘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执行不利。加上基层的官僚主义者对此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搞了一个桃源经验。桃源经验的本质就是，问题出在基层官僚身上，板子却打在群众身上，打在了所谓地富反坏右身上。客观上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冤案，包庇了许多官僚主义的坏人。把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变成了官僚整别人的“运动群众”。也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况，毛才得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结论，决定发动了文革。

        不坚信社会主义，把官僚主义造成的问题，说成是公有制的问题；不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反而大骂群众觉悟落后，这种官僚主义贯有的消极抵抗方式，今天同样能够见到。无论中央怎样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依然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无论怎样强调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还是想一卖了之；借承包和股份制的机会，侵吞国有资产；将企业搞到濒临破产的边缘，还借工人下岗之机，大肆排斥异己、打击报复。不是想着解决公有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而是一遇到困难就想着私有化，甚至是人为地给公有制制造困难，为私有化提供“依据”。

        实践证明，私有化并不是灵丹妙药。正是私有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与文革前遇到的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才引发了对文革的反思。正是私有化方案的破产，正是重新发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是官僚主义，才证明了文革中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正确认识。

      反思文革，不是要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更不是要批斗蹲牛棚那样的方式。反思文革就是要从私有化方案的失败，找出坚持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民主方式。反思文革已经有了完备的理论基础，而不是象妖魔化文革的人所说的是什么“思想混乱”。

三，不能回到文革——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棒

       妖魔化文革的人可以分成两大类。其中一类是敌对分子，这些人妖魔化文革并不奇怪，他们对共产党的妖魔化是一贯的，妖魔化文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还有一些人，则只是针对文革这一个阶段进行妖魔化，这些人比较复杂，有的甚至是来自党员内部。这里不想对这些人的背景和动机进行分析，这里只想指出，“不能回到文革”的口号，客观上已经成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棒。

      妖魔化文革的人，根本不顾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常识，将社会主义与“均富思想”、“大锅饭”等同起来，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等同起来。将“按劳分配”的正当公平要求说成是“红眼病”。对于社会上存在的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公视而不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声“那不是主流”。这些人根本无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制约了经济发展这一基本事实，对于弱势人群提出的改变现状要求，一概扣上“想回到文革”，甚至是“想造反”的大帽子。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妖魔化文革的人，表面上坚决支持改革，事实上却回避改革遇到的障碍。官僚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不配套，已经成为改革的最大障碍。但是谁要是敢触动这些障碍，他们就会抡起“均富思想”的大棒，祭起“反对文革”的大旗，予以坚决的打击。这些人维护的不是改革，而是维护其既得利益——在民主与法治不健全条件下得到的既得利益。这些人口口声声的“改革”，只是局限在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是局限在“私有化”的范畴内。要想将改革推向深入，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这就难免会触及到一些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些人根本不顾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辅相成的客观规律，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改革反对派。

       这些人内心十分清楚第二次文革不可能发生；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没有人能再象毛那样享有崇高威望，甚至能达到个人崇拜的程度；他们也十分清楚地知道，人民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可能再出现蹲牛棚和批斗那样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十分起劲地妖魔化文革，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内心，有着强烈的高人一等的精英意识，他们要让人民永远背负着文革的沉重十字架，只有始终让别人有一种原罪感，他们才能维持凌驾于一般群众之上的优越感，他们才能气使颐指地对别人指手画脚。文革中要铲除的就是他们这种特权思想，所以他们无比惧怕。他们知道文革不会重现，但是他们知道人民的觉醒迟早要冲击他们的特权思想，他们是借妖魔化文革，打压群众的平等意识。

      在一个民主平等的环境下，没有什么不能谈的，谈论任何一件事都要摆事实、讲道理。文革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不是暗无天日的年代，在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定性只是“错误发动”，“被坏人利用”。而在妖魔化文革的人口中，文革却成了法西斯一样的“罪行”，而不只是什么“错误”。这些人要的，不是分析文革发生的原因，也不是防止再次发生的方法。他们要的是，一提文革，就不允许别人说话的效果。这才是妖魔化文革的“反科学反民主”本质。

四，忆苦思甜——蜻蜓吃尾巴一样的自残

     是反思文革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还是妖魔化文革站到了党的对立面？到底是谁处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尴尬处境呢？

      妖魔化文革的人借口“红太阳的死去和党的基本路线的修正”，将党的基本路线从７９年割裂开来。甚至为了突出改革的成绩，将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变成“忆苦思甜”的对象。这些人真的是跟党站在一起，跟改革开放的路线站在一起吗？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其实早就预见到有人会借口批判文革，进而否定党的领导。为此，坚决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中无论政策怎样变，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变。四项基本原则是贯穿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基本路线。人为地割裂新中国的历史，就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

      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口口声声地拥护改革，恰恰忘记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将改革开放变成了简单的私有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私有化和贪污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

      妖魔化文革的人甚至还倒打一耙，把坚持社会主义的人说成是“拥护文革”，想用“拥护”和“反思”一词之差，掩盖其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事实上，恰恰是这些人，将公有制说成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将按劳分配与大锅饭等同起来。这些人是从本质上否定社会主义，架空党的领导。试想，难道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吗？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不但将失去执政的理论依据，甚至会失去存在的依据，就向前苏联那样。

       割裂新中国的历史，使其只剩下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一段孤零零的历史，把这之前说成一片黑暗，好像不是共产党执政似的。这是十分危险的，这将使党失去政策调整的余地。党如果有一个贯穿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辉煌历史，暂时的错误和失误是能取得人民谅解的，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你只会干一件事，甚至以前总干坏事，一旦出现了失误或偏差，那你又凭什么要求别人再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呢？

     中国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近几年经济上遇到的困难，加上今年干旱、蝗虫等自然灾害。台海局势的紧张，万一开战，不论美国干预与否，经济制裁和封锁是难免的。这正象文革前，国内经济困难、自然灾害、外部封锁叠加在一起。党和人民随时要做好再过艰苦日子的准备。这就势必不能再单靠经济利益，将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势必要重新高举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旗帜。如果现在丢掉这面旗帜，又如何使人民万众一心共渡难关呢？

       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那些人只是利用共产党，只是利用共产党政策中对他们有利的部分，将这一部分无限夸大，与党的其它政策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对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政策和历史，他们就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加以妖魔化，希望党按照他们的意愿一条道走到黑。他们是将共产党往死路上推。

五，文革的实质——文革还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文革的实质是反对官僚主义。有人说发动文革是为了反腐败，这话并不准确，文革是为了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僚主义。这有两条依据。首先，当时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腐败的程度，还只是体现在政治上的特权思想，经济上的特权思想还没有表现出来。其次，文革是针对“原因”而不是“现象”。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可以说是针对官僚主义的现象，但却动失败了，遭到了官僚主义的消极抵抗。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才要从根本上，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文革的愿望和判断是正确的。发展公有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是公有制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而是官僚主义造成的。解决的方法不能是私有化，而应该是铲除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如果不铲除官僚主义，即便是改革，官僚主义同样会使之走上贪污腐败的歧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遇到问题就对公有制失去信心，产生怀疑，就想着“退够”，走私有化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文革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文革采用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而不是民主建设的方式。这是那个时期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我们不能要求６０年代的人，有着和９０年代人同样的民主思想。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群众运动并没有达到铲除官僚主义的目的，文革失败了，毛最终也妥协了。毛当时是不可能找到比群众运动更好的“民主”方式了。今天的人民要幸运很多，人民可以有更好的民主方式选择。

        文革中出现了很多愚昧和荒诞的行为，这成了妖魔化文革的法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为并不是文革中左派所特有的。看看妖魔化文革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拥护文革”成了他们手中的大棒和帽子。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残渣余孽”、“新纳粹”。这些人除了否定文革的正确“愿望”之外，继承了文革的一切错误“手段”。可想而知，文革中如果不是左派打倒了右派，而是右派取得了胜利，那些愚昧和荒诞的行为同样会在右派身上得到充分的表现。

      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只有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承认，否则就会刀枪棍棒相加。只允许他们不顾事实地妖魔化文革，却不允许别人摆事实讲道理，不允许分析文革的原因，不允许别人讲文革的真相。

       文革的斗争还在继续。所不同的是，妖魔化文革的人继承了文革的错误方法，反思文革的人继承了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不叫文革的文革迟早还会出现。


文章出处：法院在线
文章作者：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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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Tom强国论坛

     4月间，美国军人虐囚丑闻传出，同时传出的新闻，还有美国人质被恐怖组织斩首的报道。当时我曾经留意中文传媒对这两件事的报道，比例为10：1。对美国军人的丑恶行为怎么谴责都不为过，拉姆斯菲尔德应该引咎辞职，才算有个交待。但是中文传媒对这两起事件报道严重失衡，也同样引起我不安。

　　6月上旬，阿富汗枪声传来，中国劳工11人在睡梦中被打死，恐怖阴霾逼近中国，容不得你以邻为壑，冷眼旁观。6月13日，恐怖组织在沙特又宣布绑架新的美国人质，并要“像美军虐待伊拉克囚犯一样虐待他”。就在这一天，我上网检索。用“百度”，查“美国人虐囚”，4470条，查“美国人被斩首”，1750条，基本是4：1。用Google，前者出现101000条，后者24800条，5：1。比例较两月前有所调整，但是远未达到平衡。而且所有的中文传媒，也只是报道，没有评论。

　　虐囚军人已经被押上军事法庭，绳之以法；而私刑斩首却还在持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仅不受法治约束，而且还不受同等程度的舆论谴责——至少在中文传媒是如此。看来，有些常识性意见不说是不行了。

　　我有一个美国同行，教授。每一次来中国都是在炎炎盛夏，住陋室，穿小巷，不停地采访、记录，就近找个咖啡馆放下电脑，整理刚刚结束的访谈。连着三个暑假都是这样，日暮方归，汗马淋漓，一本牛津出版的最新学术著作就是这样完成的，其工作精神不由你不感佩。但他也有个对他来说出格的嗜好：到中国的第一天，总是让我儿子陪他去软件市场，寻找中国盗版的美国软件，物美价廉，乐而忘返。我能理解甚至支持这位同行的嗜好，那些刚出炉的美国软件，如果在北美本地买，实在是太贵了，贵到连教授也买不起的地步。但私下也想：在美国的制度环境下，他能这么干，允许他这么做吗？看来美国人和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一旦脱离本土制度约束，人性中的弱点都会出现、甚至放纵，哪怕是教授，更遑论军人。

　　教授买盗版软件与军人虐待被囚战俘，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从中可以认识制度与人性的关系：是以文明制度约束人性弱点，还是以落后制度放任人性？甚至没有制度，只是以原始社会的血腥复仇来鼓励并放纵人性中最为残忍的一面？

　　5月上旬我在香港，邂逅《南方周末》老朋友鄢烈山。老鄢放下行李就骂娘，说是一群西方人从罗湖出境，跟大陆人一样，见排队就插队，一点没有文明习惯；跨过罗湖桥，到香港一端入境，百步之外，人性突然大变，规规矩矩地排起队来！我劝老鄢息怒：这不就是制度的力量吗？普天下的人性都是欺软怕硬。中国人过去说“软绳捆硬柴”，其实就制度与人性而言，恰恰应该反过来说：“硬绳捆软柴”。哪怕是西方人，无论高傲的美国人、优雅的法国人，一旦脱离制度约束，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理解并同情那个虐囚女兵的母亲，为什么在美国本土闻讯之后会如此惊呼：“天哪，她在家可真是个老实孩子啊！”

　　可以选择、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随着大陆开放，普通百姓接触西方人的机会日益增多，早期对西方人的好奇和崇拜会打破，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地不分东西、人不分黄白，都具有普遍人性；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并不是莫非王臣，而是长着同样屁股的猴子。这个时候能够区别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约束人性，还是放纵人性？我们确实看到了虐囚，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虐囚这一边，是他们自己的传媒出来揭露，是他们自己的法治在审判出轨者；而我们几乎与此同时还看到了砍头，却看不到同样的传媒，同样的制度约束。

　　至于那些被释放的伊拉克战俘，居然有人表示，特别想去美国定居，“体会一下美式的人权与自由”。看来那些伊拉克战俘可能要比局外人明白：什么是可以信赖的制度？什么是脱离制度约束的人性出轨？

　　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媒体应该怎样做，才能在约束人性中恶的一面而不是放纵这些恶的东西上，履行自己的应尽职责？

                                                                             转自凯迪网络